云顶娱乐:从开展土地改革到实行农业合作化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开展土地改革到实行农业合作化,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好脱贫攻坚战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系列“三农”改革建设的创举,让希望的田野洒满阳光。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广阔乡村越来越大有可为。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部署,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四项重点任务。对于如何落实好中央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系列部署,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本报特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就乡村振兴话题作出相关解读。

让农村有人气,要高度重视老农民和小农户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农村从来不欠缺潜力,中国农民从来不缺少智慧。振兴乡村的过程,不能只靠城里人和干部,还要更多依靠乡亲们,不能忽视老农民和小农户。农民群众建设家园的热情被点燃后,所释放出的力量足以改天换地。因此,无论是推进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还是推进产业融合和发展农村新业态,都要考虑到亿万小农户的积极性。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校道德教育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14JJD880012),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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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对农村产业发展存在片面认知,以为“乡村的产业就是农业”“农业的功能就是提供农产品”。承袭于这种思维方式,农村产业结构显得较为单一,基本上以传统动能驱动的产业为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农村经济不活跃,农业生产经营效能低下,农民增收困难,农产品同质性强、替代率高。这给当下乡村振兴带来的启示就是,必须加快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特别是要促进农村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

云顶娱乐:从开展土地改革到实行农业合作化。乡村的每一次跃升,都离不开产业发展带来的人气集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口回流农村的现象将会大量出现。让农村有人气,要处理好进城和留乡的关系;培育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高度重视老农民和小农户的地位和作用

农村教育①要守护一种文化性和地方性,担当乡村建设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基础教育为例,对基础教育的性质和目标的法律定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以及为进一步升学打基础。但这一定义并未对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做任何区分。农村教育作为独特的文化主体,在国家政策设计中尚处于缺位状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主要出发点在于促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共筑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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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身份:乡村教育的文化责任

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就当下情况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才刚刚起步,远未成燎原之势。很多农民还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对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兴产业还不熟悉,尚未完全掌握借力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销售农产品的技能,生产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的动力也远未激发出来。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构成忽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由,恰恰说明应该加大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让农村有人气,要处理好进城和留乡的关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要让进城的进得放心,留在乡村的留得安心。既要看到部分农村的空心化,也要看到人们的乡土情结。要稳定政策预期,把有志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类人才“引回来”,让城里想为振兴乡村出钱出力的人在农村成就事业,让那些想为家乡作贡献的各界人士能够找到参与乡村建设的渠道,在振兴乡村中大展身手。

原题: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政策隔离及问题

推动农村产业兴旺,不仅要融合发展,还要错位发展。诸多经验乃至教训表明,千篇一律的产业形态不仅无法彰显自身特色,而且容易导致产品积压,难以形成竞争力。因此,应鼓励和引导农民在尊重自身乡村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的发展思路,实现差异化的产业发展。通过差异化的产业布局、生产方式和展销模式,催生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动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梁冰清

关 键 词:乡村教育 文化责任 乡村建设 政策隔离 乡村义务

近年来,不少农村不断涌现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比如乡村旅游、农业休闲和农村电商。这些新兴产业的出现和成长,不仅提升了农业的附加值,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增加了农民收入,夯实了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而且促进了产村融合,提升了乡村现代化水平,吸引了一大批回乡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和下乡休闲置业的城市居民。其发展态势表明,转换农业发展新动能、以农村产业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时代已经来临,也意味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潜力巨大。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单列专章阐述“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强调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笔者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人的因素,要聚天下人才而用之。总体上看,我国仍处在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农村人口外流的趋势短期不可能逆转。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农村人口过度流失。让农村的产业留住人,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让农村更有人气。

内容提要:乡村教育具有特殊的文化责任,这一责任是它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依据。教育的“乡村意识”不只属于乡村教育,实际也属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不能只有公共性和标准化,而应包含比城市教育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处于两种视野中,前者立足于“农村视野”,而后者则立足于“国家视野”。在政策设计层面,两者处于分离和脱节之中。乡村教育的基本价值是均衡和标准化,而乡村建设则是以致富和发展为目标。事实上,不仅乡村教育缺少“乡村责任”,而且乡村建设同样缺少“教育意识”。乡村教育在政策设计中被赋予“扶贫对象”的身份和处境,而不是作为乡村建设的动力和主体。农村学校实际处于乡村建设之外,没有赋予任何乡村义务和责任。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重点是产业要振兴、产业要兴旺。农村改革40年的实践启示人们,只有产业振兴,才能增强乡村吸引力,带动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乡村汇聚,才能让农民看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希望,进而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外农业农村发展实践同样表明,构建契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的产业体系,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根本途径。作为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产业兴旺既是支撑乡村振兴的源头,更是引领乡村振兴的潮头。

时代呼唤英雄,振兴亟待人才。近年来,各地已经有不同侧重点的乡村建设活动,既有政府主导的,也有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资本运作的。仔细审视后不难发现,离开农民参与的乡村建设活动很难有活力。乡村的核心是人,乡村振兴也是为了人。排斥农民分享利益的乡村建设活动即使红火也意义不大。因此,判断乡村振兴是否取得成效的一个准则是,人力资本活力能否充分释放,农民能否积极参与以及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

1999年陈敬朴将农村教育定义为主要是针对“农村孩子”的教育,还没有作为国家“标准化”的公共教育的含义。目的只是一种“农业教育”(尤其是农业科技教育)。他分析到,这样的农村教育“能直接地满足那些被我们称之为农民和生产者的需要”。[7]可见,这样的农村教育具有特定的目标和内容,与城市教育的任务完全不同,它的公共性和标准性是不充分的。教育的目的和性质就是乡村性的,其主要责任就是乡村建设,包括为农村学生提供知识扫盲、科学普及,以及生活技能的教育。农村教育还没有真正划入公共的或全民的教育范畴,更没有被作为高水平的精英教育、素质教育和公民教育来看待。单纯是为了农村社会的启蒙和发展,而不包括升学或培养科技人才。这十分类似于20世纪初乡村教育运动的目的。不过,又没有那场运动所包含的民族拯救意识。

回望农村发展史,乡村的每一次跃升,都离不开产业发展带来的人气集聚。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如此,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一样。同理,一些乡村的落后和衰败、人才的“失血、贫血”,也缘于城市对农村人才的“虹吸效应”。从某种角度看,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规律,相当一部分人不在农村生活也是现实。但如果农村人口过度流失,高素质劳动力持续转移,就难以避免衰败的命运。这也是一系列“乡村病”的根源所在。

对于农村教育的文化性和地方性,亦有诸多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教育的乡土性可能损害农村基础教育的现代性和公共性。徐继存和耿丽娟认为,乡土教育虽然顾及了乡村精神的守护,却脱离了世界的现代图景。[1]邬志辉认为,无论是乡村教育还是城市教育,首先应当是“现代”的,因而乡村教育必须是“乡村且现代的教育”。[2]郝文武认为,农村教育是对“农村人”的教育,但不是“培养”农村人的教育。[3]然而,地方知识及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对于农村教育来说,仅有国家标准而无文化定义是不完备的。美国学者格尔茨认为,地方知识具有文化的性质,关注于“认同”问题。地方知识是能够左右社会信念的知识。[4]农村教育的文化性,不是指文化科学的文化,而是对乡村世界“文化认同”的文化,它既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普遍知识及教育,又是有关农村社会地方知识的教育。由此可见,教育的乡村意识不仅是农村教育的问题,也是民族认同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化体系而言,乡村作为文明的标签是东方传统的象征。农业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基础,乡村伦理蕴含着传统伦理的本质。清末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的本质是乡土性”[5]。孔子在《论语》的《乡党》中,谈及乡人生活的大量礼仪问题,这些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普通“乡民社会”的生活伦理。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认识乡村是认识传统的重要方法,乡村教育承担了民族认同的重要责任。

从我国乡村人口结构来看,农民进城务工规模较大,留下来的劳动力年龄偏大,教育水平偏低,从事的多是传统型农业生产,如果没有国家的规划和政策的干预,以现有农村人口推动乡村振兴远远不够。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政策。据人社部门统计,平均每名返乡创业者能带动4名新增就业人口。当前,农村人口持续大规模外流趋势正放缓,可以预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口回流农村的现象将会大量出现。具体来说,集聚农村人气不妨从三方面发力。

然而,上述研究者对农村教育的定义已不适应今天的农村教育,今天的农村教育在实质性上已纳入国家公共教育,因而追求升学自然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任务之一。但这一新职能的出现,在理论上不应与它的文化责任及乡村义务相冲突。农村教育应当守护作为地方性的文化本质,应重新唤醒一种“文化自觉”意识。[8]农村教育应当由“地理和物质的逻辑”转向“精神和文化的逻辑”。[9]这一立场是对农村教育文化责任的一种强调。当下农村教育的任务不应仅止于升学,而应同时承担起必要的文化责任和乡村义务。与20世纪初乡村教育运动的目的不同,它不在于民族拯救和国家解放,而在于文化守护和民族认同。这一点又类似于梁漱溟当年提出的文化至上理论,不过在今天看来,主要不是文化复兴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文化守护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的乡村意识超越农村教育的一般定义与范畴。

让农村有人气,要培育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乡村振兴离不开好的党支部和好的带头人。懂农业才能知轻重,爱农村才能守初心,爱农民才能付真情,“一懂两爱”是新时代对“三农”干部的新要求。“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党政一把手是乡村振兴第一责任人。要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

乡村教育之所以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其重要依据正是农村教育所承担的这份文化责任。乡村教育以它独特的文化性,具有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能力,这是由其特殊的文化身份决定的,而不是由其地域性特点决定的。这一身份决定了它的功能的“天定性”。农村教育在精神上的乡村性及其文化认同义务,将为包括城市在内的“教育整体”提供文化源泉。从这个角度看,乡村意识不仅是农村教育应有的信念,也是城市教育不可缺少的价值。谢治菊在反思当下教育的文化困境时认为,当下教育面临地方化、个性化、基层化与城市化、国际化、西方化的困境。前者越来越少,后者越来越多。[6]事实上,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确立以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体系,其基本立意亦包括对乡土知识作为民族文化的强调。传统价值作为一种地方知识,在基础教育中已经出现严重危机,这种危机也预示包括城市教育在内的整个基础教育的危机。

乡村教育;文化责任;乡村建设;政策隔离;乡村义务

乡村教育具有特殊的文化责任,这一责任是它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依据。教育的“乡村意识”不只属于乡村教育,实际也属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不能只有公共性和标准化,而应包含比城市教育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薛晓阳,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德育哲学、教育理论和农村教育。江苏
扬州 225002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02-0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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